初识吕思勉先生是因为他那本《经子解题》，那是本学习古籍再好不过的入门读物了。我国古籍自魏、晋以来大体形成经、史、子、集四大部；史部、集部的发端，其实皆可溯源到经及子部，学好经、子，史、集自可迎刃而解。吕先生的这部书，讲的就是如何去读经部、子部之书。除诸经、诸子逐部细论，在这部书中吕先生还有两篇综论文章，即《论读经之法》及《论读子之法》。细读之后，令后生小子获益匪浅。

吕先生特别谈及经、子与我国文学的关系，他说：“后世文学，根源皆在古书。同一熟诵，诵后世书，固不如诵古书之有益。而欲精研文学，则数十百篇熟诵之文字，固亦决不能无也。”“读诸子者，固不为研习文辞。然诸子之文，各有其面貌性情，彼此不能相假；亦实为中国文学，立极于前。留心文学者，于此加以钻研，固胜徒读集部之书者甚远。……近人研文学者，多徒知读集，实为舍本而求末，故用力多而成功少……”。吕先生进而提出了一个学习文学的参照样本：庄严典重之文字应求之于《书》，《檀弓》则为记事文之极，风韵独绝，《文王世子》文最流畅，《礼运》、《礼器》文最古雅，《学记》、《乐记》文最深纯，《祭义》文最清丽；儒家之文最为中和纯粹，莫如于《小戴礼》中求之，道家《管》、《老》一派文最古质，《庄子》文最诙诡，法家文最严肃，名家之文长于剖析，纵横家文最警快，而明于利害，《吕览》文较质实，《淮南》尤纵横驰骋，意无不尽，“……诸子之文，可谓‘个性’最显著者，欲治文学者，诚不可不加之意也。”

说来惭愧，小子按图索骥，找来吕先生举例的文章，细细读罢，却并不能体会吕先生所言的种种美妙之处，看来我辈非但文字不过关，就鉴赏能力而言，亦有不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看来是很难弥补了。

手头还有一部吕先生所著《中国制度史》，令小子爱不释手，这书将中国古代制度的方方面面分为十七个题目，分别作概括而系统的论述。读罢这部书，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的源流和变迁，就不至于一无所知了。小子有一些关于古代货币方面的疑问，于是先读了此书的第三章“钱币”，该章除正文外，尚有附录“二十五史札记”“论金银之用”“续论金银之用”等，令小子大开眼界而欣喜若狂，虽然该文并没有解决小子的疑问，但还是获益良多，至少小子知道了我国古代自元朝以后才实行银本位，日常经济活动所支付的还是铜制货币；至于“金”，从来就不曾用于日常流通，而只是富贾豪门的宝藏手段，因此并不是一种货币。

了解了历代货币制度，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唐代的府兵去戍所大都要带上不少“绢匹”，那是因为唐代是以绢为货币的，府兵虽有国家薪饷，唯恐不敷用度，故而自己再带些“绢匹”，以备不时之需。府兵除了自备兵器马匹等军需外，还要自筹一定数额的零花钱，这说明唐代的府兵家境普遍是不错的，不象宋代那样，国家为了安置过多的穷人，只好以征兵的方式招集养活起来，防止他们流为盗贼，以致冗兵太多，给国家财政造成难以为继的负担。在唐代（主要是盛唐），穷人是没有资格当兵的。

宋朝养兵极多，养到最后都成了老弱残兵，上不了阵，只好当做仆役来使唤，种种不堪加诸其身，因此逃兵亦多。朝廷于是给这些上不了阵的“厢军”统统面上刺花，称为“配军”，《水浒》中的宋江、武松等人犯了法，发配军中服役，面上也是刺了花的，所以被骂为“贼配军”。宋朝兵虽多，有战斗力的，只是京畿的禁军而已，所以金兵打来，京城一旦陷落，精锐尽失，地方上也就无力抵抗了。这又牵扯到一朝一代的财政制度，唐朝是藏富于民，所以安史之乱，长安失守，各地方还能各自为政，组织有效抵抗，睢阳被围之初尚有谷六万斛，可支一岁，张巡、许远才能坚守。宋朝也许是鉴于唐朝藩镇之祸，矫枉过正，不许地方囤积财富，全年收入的绝大部分解往汴京。汴京一破，历代积蓄尽归金人，北宋朝廷倒成了为人作嫁。地方政府无钱无物，两手握空拳，岂能与金人周旋？故而金人铁蹄，席卷黄河以北，如入无人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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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三联书店二○○一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定价十二元。九万八千字的小册子。很快读完这本书，首先因为电脑坏了拿去修，得以远离比特空间二十余天。其次，“钱穆”二字无疑是吸引我迫不及待的理由。钱穆的书买得不算少了，只要坊间可觅，搜罗一空。他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湖上闲思录》、《中国史学名著》、《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等书放在床头，临睡前总要翻翻，却总也翻不完。曾有人反对我说不宜将钱公的书置于床头，那是需要正襟危坐，明灯一盏，细细阅读的。我是其言，遂将以上各书纳于书架，床头代之以一本《三侠五义》。这书是清末说唱艺人石玉昆的作品，问世之后又经传统文人之手润删，允称善本。俞樾为之作序，称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闲中着色，精神百倍。”自此书盘踞床头，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锦毛鼠白玉堂等一班豪杰，便与我之睡魔展开殊死战，揎拳捋袖，各显神通，欲罢不能，我常常是观战到天色微明方罢，真是“精神百倍”，从此不得黑甜香矣！尤其读到白玉堂化名金懋叔三试颜查散处，不禁拍床头而起，赞曰：“好文，妙哉！”

因为《三侠五义》实在影响睡眠的缘故，只好将钱穆重又请回床头。每天睡前读一点，想一想，不出三十分钟已酣然入睡。翌日又是好精神，回想一下头夜所读，若有所获。至于《三侠五义》，只好留待出恭时读了，因其时其地有不能久持之理由，每次以一二回为限，点到即止，皆大欢喜。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全书分五讲，分别从政府组织、选举、经济、兵役四个方面论述汉、唐、宋、明诸朝代的政治制度及其得失，书中对于清朝政治制度的论述，体例与前四个朝代有所不同，特别强调其“部族统治”的特点。说起满清政权，钱穆先生的著作中基本上是没什么好话的，断断续续读着钱先生的著作，发觉他的汉族正统意识很强，对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遗余力的捍卫和辩诬。钱先生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读他的著作，尤其是演讲一类并非十分严谨的著作，时常会读到类似这样的文字，他在谈到一个观点时常常会说：对于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去看我的某某著作，或是，这个问题以前没有得到正确或详细的解答，直到我的著作出现才有了较好的解决，你们去看我的某某书……，诸如此类。当然，钱先生有充分的理由自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读了两遍，第一遍是按全书顺序读的，第二遍则按所论内容来读，即先读论述政府组织的部分，再读论述选举制度的部分，依次读去，论述清朝的留下来最后读。这样读的好处是对从汉至明的政治制度可以有一个系统和清晰的印象，不象初读那样感觉凌乱，同一问题被分割成了零散的几大块，一个问题尚未完全明白，突然就被另一问题打断了。

钱先生书中谈到历代行政区域的划分，几次提及汉朝。汉朝的地方行政是为后代所称颂的，全境有郡约一百余，每郡辖县十到二十个，比之现在全国十余个行省，每省辖县数十甚至数百为大大合理。汉朝官级较少，县之上是郡，郡之上便是中央，行政区域即小，管理较为直接，相当于没有现今省一级行政级别。说明当时经济生活简单，各个行政区划内基本可以各自为政，互相依赖程度不大，没有一种大规模的区域内运作。这在现今社会显然是行不通的，正如钱先生所言：“……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是？”所以两汉的地方行政虽为历代称颂，后代却无法依样画葫芦的照搬。

我之所以提出行政区划这一话题在此饶舌，是因为看了《南方周末》第九百八十二期所载一系列关于上海，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文章有感而发。现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与数千年前何其不同，从世界而言是全球经济，从中国而言是全国经济，一部分学者在积极讨论“大上海”，计划将上海的行政区域扩大，甚至将苏州、无锡等地囊括在内，以打破行政上的种种壁垒，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以上海为龙头，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发展。试想，如若现今中国一如两汉时期，全国十几行省分为百余郡，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百余个郡为各自的即得利益所推行的地方保护主义将造成什么样的局面！

推而及之，任何一种好的制度，都要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绝不能生搬硬套。譬如时下讨论热烈的关于废除死刑的话题，我很怀疑是否适合现今的中国，在我所能看到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是绝对反对废除死刑的。当然，应该加强死刑审判的监督复查力度。

扯远了，回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来。钱穆先生在政府组织部分特别阐述了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分立问题，竭力证明“皇帝专制”一说之误，不详谈了，总之在这一问题上小子我不怎么认同钱先生的观点，钱先生仿佛只是在阐述“应该如何”，而忽略了“实际如何”。关于这个问题，同时参看黄仁宇先生《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关于王安石和唐太宗的章节，当会有另一种观感。

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第五讲专论清代，迎头痛批其“部族政权”之下的“法术”和“私心”，言辞是相当激烈的，大约与那一代人革命排满的情绪有关。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一章对所谓“部族政权”也有言及，他的结论是，满清部族并未构成阶级统治；满人统治汉人，还是汉人统治满人，“不亦甚难言乎！”

最近常读钱穆先生和吕思勉先生的著作，发觉此二位先生性情恰成对照。钱先生是个性情中人，可以怒发冲冠，投笔从戎，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因而著作中感情色彩比较浓重；吕先生呢，正是个温文尔雅、刚正不阿的书生，从不将主观好恶表现在文章中，永远是那么冷静而富于条理，如果他是一个古代的史官，一定是秉笔直书的董狐，虽手无缚鸡之力，但骨子里那种刚强和坚毅，非常人所及。
读其书思其人，青灯为伴，悠然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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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有些报刊杂志，喜欢登一些荤笑话之类的招徕读者，可是精品罕见，粗俗之作比比皆是。其实老祖宗留下的国粹里面，荤笑话也是一端，如冯梦龙的《笑府》里面，就有不少令人忍俊不禁的笑料。再如冯评《挂枝儿》，其中所收《惧内》二则，描摹世态，惟妙惟肖，不信你不笑意浮面。其一：“天生成怕老婆其实可笑，又不是爹又不是娘又不是强盗。见了她战战兢兢虚心儿听教。吃酒的逢着人说天性不好饮，好色的逢着人说恼的是嫖。略犯她些规矩也，动不动有几夜吵。”其二：“天不怕地不怕，连爹娘也不怕。怕只怕狠巴巴我那个房下。我房下其实有些难说话。她是吃醋的真太岁，淘气的活罗刹。就是半句的话不投机，老大的耳光儿就乱乱的打。”都说中国传统社会压迫妇女几千年，我看也不尽然，怕老婆的多得是。贩夫走卒且不去说他，以上两首小曲中已经讲的很明白了，即便贵为帝王如隋文帝，堂堂大将军如郑恩，一样的怕老婆，他们哪个也没白起那个胆量。写到这里想起杨国忠的一件逸事，说是杨国忠去四川“出差”，一去就是大半年。等他回到长安，却发现妻子竟结珠胎，大腹便便。他非但不以为意，还自我解嘲的对别人说：“瞧，我们夫妻感情多好，我人在千里之外，也能使内人怀妊，有如神助！”大唐帝国经武则天空前绝后的女主临朝，继之太平公主等人“承前启后”的“开放搞活”，妇女地位既高，男女关系也是相当随便，著名女诗人女道士鱼玄机，不就是因为吃侍女的醋，而将其毙于杖下，因而犯律被处斩的吗？

说到荤笑话，出自古代文人杜撰的，格外隽永，使人读后不禁起会心之微笑，试举二则于后。一：“广州俗尚娶妾，稍足自给者，即欲效法齐人，左拥右抱。某塾师尤好色，妻犹少艾，而先后纳四姬。及夕，则相争，声闻于外，其生徒之寄宿者，辄哗笑之。一夕，某被嬲不已，乃设一计，谓各人必引《四书》成语一句以定优劣，优者得之，劣者失之，皆唯唯。于是妻曰：‘君子用其一缓其二。’妾曰：‘焉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第二妾曰：‘天下有达尊者三。’第三妾曰：‘必先此四者。’第四妾曰：‘尊五美，屏四恶。’某以所言皆善，依违不敢决，乃大声呼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其徒在外室应曰：‘有事，弟子服其劳。’”第二则是民国时期的，尤为有趣：“有赠新婚者联云：‘水流花谢，时闻鸟声；柳阴路曲，是有真迹。’又联云：‘芳草萋萋，兔起鹘落；残花点点，燕舞莺啼。’又有以新郎新妇均学校毕业生，为撰联云：‘娇揎红袖研生理，笑脱青衫试体操。’又联云：‘国事维艰，卧榻岂容酣睡梦；时机已至，舞台大好造英雄。’又联云；‘不破坏焉能进步，大冲突乃有感情。’又联云：‘方针直达中心点，团体同登大舞台。’又赠花旦新婚联云：‘安能辨我是雌雄，想华月金樽，也曾脂粉登场，为他人作嫁；毕竟可儿好身手，趁椒风锦帐，莫把葫芦依样，舍正路无由。’又有方某精畴人术，某年结婚，其同学赠以联云：‘形学需从三角验，测量初到几何深。’”此二则笑话可谓“荤味盎然”，但诙谐有致，非粗俗无聊者可比。

笑话之为一种文学形式，在繁忙工作之余能给人以轻松愉悦的精神享受，其作用非小说诗歌之类作品所能够取代。男女之间的种种微妙感情，磨擦碰撞之下，闪现了许多可供玩味的火花，如何利用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衡其利弊，明其取舍，创造出隽永含蓄的“会心一笑”，值得好好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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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君有白玉美人，妙手雕成，极尽妍态，不胜心向往之。今夜子正，当踏月来取，君素雅达，必不致令我徒劳往返也。”风流倜傥如楚留香，竟称“盗帅”，虽然乃不世出之英雄人物，终不免鸡鸣狗盗的身份。天下翻墙穿窬之辈，有此领袖，难免倖倖然群起而效仿了。江湖之上，向有“七红、八黑、九江湖”之说。所谓“七红”，指明火执仗，以强力取人财物者，“八黑”，即指于月黑风高之夜，四下无人之时，以诡计据人财物为己有者。前者为“抢”，后者为“窃”，就技术层面而言，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当。若据此分类，恐怕楚留香不便称之为“盗帅”了，“窃帅”倒更贴切些，因他所为，乃是典型的“七红、八黑”之一“飞黑”的行径。“飞黑”乃“八黑”之首，分两种，一名“乌里王”、一名“夜星子”。“乌”是盗贼的切口，即“黑”之意，“乌里王”，顾名思义，乃“八黑”之王也。“乌里王”往往坐拥巨资，为善一方，从不在家门口作案，轻易不出手，如果出手，便是千里奔袭，一击必中。

二○○四年在三亚市落网的惯匪马汉庆，一九九六年在武汉杀死三人，劫去人民币六十五万元之后，一直潜藏在三亚，前后达八年之久。期间分别于一九九八年、二○○二年、二○○四年三赴乌鲁木齐作案，抢得人民币十七万元，受害者一死三伤。此人可谓“七红、八黑”之中等而下之者了，确切的说，不能称其为“江湖中人”。江湖，是有师承、有渊源、有道义、有规则的所在，虽然鱼龙混杂，但绝不缺乏纪律。马汉庆滥杀无辜，所作所为已是犯了“盗亦有道”这条铁律，这一类的人，只能算是游离于正常生活与“江湖”之间的“匪徒”。

真的大盗，绝不以杀伤人命为取得财物的捷径。如清朝康熙年间，苏州人汪山樵在陕西兴平县为官，他腰佩一玉龟，极为珍爱，此龟白中带紫，目若点漆，腹下如龟甲般纹路纵横，长一寸三分，宽数寸，一望便知是世所罕见的宝物。一日他下乡验尸，夜宿民宅，困顿睡梦之间，忽见一绯衣人从天而降，拱手行礼，自称是张昌宗。张昌宗乃武则天当政之时所宠“面首”之一，时人称之为“莲花六郎”。此人既是张昌宗，岂非数百年前人物？若然，则非鬼即魅，其若不然，则门户谨严，此人从何而至！正骇讶之际，只见张昌宗深施一礼道：“君所佩玉龟乃则天后宠幸之时所赐信物，小可生前尝命子孙死后以此殉葬，孰料不肖子私质于人，使我苦觅至今。既在君处，当物归原主也，以了小可相思之苦！”语声戚戚，令人恻隐。言讫，径取玉龟而去。汪山樵至此，已是呆了，不知是真是幻？俄尔梦醒，发现腰间玉龟已是不翼而飞。检视屋宇，完好无损，门外侍卫，更是环伺彻夜，绝无疏失。回思梦中所见，则历历在目，如此说来，夜来之人果然是张昌宗一点不灭之魂了，不禁嗟叹良久。事后数年，擒得一名大盗，于赃物之中检获所失玉龟，汪山樵才恍然大悟，自己那晚是遇见盗贼之中的“夜星子”了，但门户谨严，侍卫环伺，这名大盗是如何潜入室内，又是如何使自己陷于恍惚之境的呢？百思不得其解，求教深知此道之人，才知自己是中了催眠术了。“夜星子”与“乌里王”不同，贼技要稍逊一筹，“乌里王”是久不出手，出手必是大买卖，“夜星子”则挥霍成性，大小通吃，频频行窃。不幸之中的万幸是，汪山樵所遇之盗比较遵守江湖上的“纪律”，谋财而不害命，否则一刀把他“咔嚓”了，省得煞费许多心思。

至于那“夜星子”是如何在环伺之中潜入室内而不留痕迹，正所谓“猪往前拱，鸡往后刨”，盗有窃法，贼有偷技，各有各的道，原来盗窃也细分许多行当，如在轮船上“做活”的，叫“大飘洋”，于薄暮时分出人不意，入室行窃的叫“跑灯花”，撬门而入的叫“排塞贼”，青天白日排闼直闯的叫“闯窑堂”，两船相并以竹竿挑取彼船之物的叫“挖腰子”，清晨入室偷窃叫“踏早青”，挖通墙壁行窃的叫“开桃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行窃手法不同，所用工具自然千奇百怪，“青插”专门割包，所用工具便是刀片，古时是用边缘磨得锋利的铜钱，“拥点”则是以食、中二指行窃，工具当然就是练得炉火纯青的手指，其他如盗墓贼用的“铜指”，探“夜窟”用的“软搭手”，穿房越脊用的“绳铁勾”等等，无一不是经过若干年实践，发展到登峰造极，几乎完美的工具及手段。而夜盗汪山樵之“夜星子”，则不但使用了“软搭手”、“绳铁勾”、“蒙汗药”、“熏香壶”、“化装术”等传统手段，更是用上了“催眠术”这一超高难度的技术，使他既失财物而不以其为窃。此种盗窃手法，甚至可称之为“盗窃艺术”了吧！可见“盗虽小人，智过君子”之言洵非虚语，有时机变百出，虽楚留香而不及。

盗贼多艳福，小伙不坏，姑娘不爱，似乎自古如此。楚留香处处“留香”，惹得怀春女子趋之若鹜，马汉庆在三亚也是金屋藏娇，替他掩护。俗话说美人自古配英雄，其实也可说美人自古配盗贼，君不见街头混混身边多美女，回眸一笑百媚生？正是“吃菜要吃白菜头，跟郎要跟大贼头，睡到半夜钢刀响，妹穿绫罗哥穿绸。”或问杜贼绝盗之计？答曰谈何容易，古往今来绝无一劳永逸之法，实在无助绝望之时，唯一的希望，不妨试一下清人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中记载的避盗妙方：“山东李鼎和曾得屏贼盗咒语，羁旅露宿颇可预防。咒曰：‘七七四十九，盗贼满处走。伽蓝把住门，处处不著手。童七童七，奈若何。’学此咒，清晨日出时向东方默念四十九遍，勿令鸡犬妇人见之。”一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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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穷家门”，就是俗话说的“丐帮”，又称“穷家行”。世上三百六十行，讨饭也算是一门正经的行当；中国的传统，每个行业都有一个相应的同业协会，做鞋子的有“双线行会”，怀庆药商有“覃怀药王庙”，“穷家门”就相当于乞丐的行会。根据地域的不同，“穷家门”也有很多派别，主要是以所祭祀的祖师不同为区别，分为奉范丹为祖的“范家门”、奉江南康花子为祖的“康家门”、奉宋仁宗母后李后娘娘为祖的“李家门”、奉后唐穷秀才高文举为祖的“高家门”等。

“范家门”的祖师范丹，据说是春秋时期的人。孔子周游列国，路上绝了粮草，百般无奈之下向范丹乞借，范丹说行啊，可是你以后怎么还给我呢？孔子便向他许诺，天下读书人都是他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他孔老二今生还不了这笔债，让他的徒子徒孙们替他还。从此江湖丐帮中多了个“范家门”，这派的规矩是，只要你家大门上贴着对联，就说明你家里有人知书识字，知书识字就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父债子还”，天经地义，这是你们老祖宗欠我们老祖宗的，我们来要你们就得给！所以这派乞丐专挑大门上贴着对联的人家乞讨，没贴对联的坚决不上门。

“范家门”的祖师与“圣人”有关，“康家门”的祖师康花子却与“圣上”缘分非浅。话说有一年康熙皇帝微服私访，路遇强人，险些命丧其手，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得一叫花子援手，幸免于难。皇帝龙颜大悦，钦赐这花子姓“康”；有了这块金字招牌，康花子还能不发吗？开枝散叶，便有了“康家门”。康花子救驾用的兵器是一条皮鞭，皇帝同时赐封了这条鞭子，打死人不偿命，所以后世凡属“康家门”的叫花子，腰里都别着一条鞭子。关于这条鞭子的来历，还有一种不同的说法，说那是唐明皇留下来的，故事还是老一套，唐明皇为奸人所害，流落江湖，与乞丐为伍，并且当上了乞丐头。后来大难不死，终于铲除奸人，回到皇宫之后念念不忘那帮穷哥们儿，特赐一条皮鞭给他们，并与众人歃血为盟道：“这把鞭子上打君，下打臣，亦打丐帮变心人。”其实那鞭子何曾打过“君”呢？就算是“臣”，也不曾打过吧，即便是打条狗，也是要看主人的，还是用来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形多吧。

“穷家门”中的“李家门”，祖师是李后娘娘，李后娘娘的大名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就算没听过京剧《遇皇后》、《打龙袍》，总看过小说《七侠五义》吧，再不济也听说过“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吧。“李家门”的祖师李后娘娘，便是那位含冤莫白、哭瞎双眼的苦命妃子。李后娘娘是宋真宗的妃子，封为定妃，生下的皇子被刘妃串通太监换成剥了皮的狸猫，真宗误以为李后娘娘所生的是个怪物，于国不利，因而将她打入冷宫。刘妃还不满足，接二连三的迫害李后娘娘，想将她置之死地。最后李后娘娘在太监陈琳的帮助下逃出皇宫，流落江湖，乞讨为生。丐帮“李家门”就是这么来的，这门的乞丐多是双目失明的女子，规矩是只能沿街乞讨，绝不能上人家的门。她们乞讨的时候身上总挎着个布兜，讨到食物就搁在布兜里，据说那布兜原来是宋真宗赐给李后娘娘的黄龙丝帕。李后娘娘后来遇到包拯包青天，与仁宗母子团聚，当然不能再当乞丐，但心里又放不下那些共患难的姐妹，便让姐妹们仿照黄龙丝帕，做了讨饭兜，官府中人看到用这种讨饭兜的，都要予以赈济。丐帮这四大派别的祖师里面，要算李后娘娘最走运了，晚年由贫穷转入富贵，儿子是堂堂大宋皇帝，又正值天下太平，着实享了几年清福。

与其它三大派别比起来，“高家门”就显得“寒酸”多了，既没有圣人撑门面，也没有皇亲国戚壮胆子，“高家门”的祖师是后唐时期区区一个穷秀才，名叫高文举，赴京途中没有盘缠，只好觍颜行乞。不过到底是读书人，讨饭的法子都与众不同，透着那么一种雅趣，他讨饭的家伙可以说是道地的乐器，象竹筒、竹板、石片什么的，都是打击乐器，敲敲打打的挺热闹，再察言观色说几句漂亮又押韵的话，把人哄得晕头转向，自然不难在江湖立足。这一派严格说来不是讨饭的，而是讨钱的，因为他们只要现钞，对于食物基本上嗤之以鼻！所以别看他们的祖师出身不起眼，志气可大着呢！

旧时叫花子聚居之地，名目繁多，有叫卑田院的，有叫乞丐处的，有叫花子房的，换汤不换药，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分别。北京叫花子麇集之所名叫花子院，花子院外面贴着一幅对联，道是：“虽非作宦经商客，却是藏龙卧虎堂。”所以俗话说的好，英雄莫问来路，千万不要瞧不起叫花子，路上遇见了，不妨施舍点什么，说不定接受你施舍的，是九指神丐洪七公、乞丐皇帝朱元璋，或是义丐武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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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的习惯，由来已久。昏灯一盏，青卷在握，足了一宵。
昨夜读袁宏道致李子髯函，中有“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之语，不禁会心一笑。人情必有所寄，方能心安理得，怡然自乐。人生在世，不过数十年光景，虽短暂，若不会打发，却也会变得漫漫如无尽期的苦刑。故人情必有所寄，达人寄于市，旷人寄于隐，幽人寄于思，俊人寄于乐；有人寄情于斗鸡走马，有人寄情于灯红酒绿，有人寄情于翰墨书香，有人寄情于寻奇觅胜，皆情有所寄也。唯有一种无寄之人，只知衣食二字，酒足饭饱之余，不知人间尚有其它乐事，浑浑噩噩，百无聊赖，只觉生而为人，无趣至极，恨不能“死便埋我”，人生到此，复有何恋？

每见人家老人赋闲在家，莳花弄草者有之，舞文弄墨者有之，含饴弄孙者有之，周游列国者有之，儿孙辈无不慷慨解囊，襄助其事。唯有一种老人，酷爱方城之戏，四人围坐，八圈下来，精神大振。而儿孙不乐矣，解劝者有之，怒目者有之，拂袖而去者有之，嗤之以鼻者有之。盖方城之戏，一人不成局，势必呼朋引类、吆五喝六故也，而儿孙辈烦矣厌矣，终于视老人为眼中钉矣。老人只好委曲求全，弄弄花矣，逗逗狗矣，而终日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盖人情必有所寄，而所寄情之物，光怪陆离、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强求某人寄情于某物，无异削足适履、缘木求鱼，其可得乎！老人喜方城之戏，不妨由他去，不让他打上八圈，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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