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草啦!什么时候拔草呢?
2007/12/05 - - 2 条评论

对于近代历史,我不过东鳞西爪,管中窥豹而已。如果说有什么心得,也不过是对一时一事的感慨,不敢说有大局上的认识。近来读书,多牵扯到梁启超,且来略谈一谈任公。说到梁启超,岂一句“志大才疏”即可盖棺定论!要将此语加诸他的政治活动,尚称允当,若以此语断定他的一生学业,则后辈如我,必不肯苟同。

且就他的政治活动简单谈几句,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大家耳熟能详,其过程不赘述。他的政治基本立场是“改良”,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与在加拿大的康有为遥相呼应,建立保皇会。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康、梁即将保皇会更名为宪政会,积极拥护,多方奔走。在日本期间,梁启超曾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有过接触,这对他的政治观点起过何种微妙的影响,我辈后人就不必发挥弗罗伊德的理论,去探究幽曲了。梁启超在日期间,一边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一边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界影响不小。在他所极力介绍的西方学说中,难免有与他“改良”观点相抵牾之处,由此可看出他思想中的矛盾。总之,形势在变化,他的政治主张也在变化,但基本立场,即“改良主义”则始终未变。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主张“虚君共和”,试图在革命派与清政府之间调和,可以想见,他的这种政治主张必不为当事双方所接受。因为一边想牢牢抓住“君权至上”的权杖不放,一边极端排满,大汉民族主义情绪正当高涨,怎么会妥协呢?持此主张之人——梁启超,必定是两头不讨好,为双方所厌。

民国初年,梁启超支持袁世凯,为其出谋划策,合并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改组为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并出任司法总长。说到这里,有件可怪之事,顺便提一下大家参详:众所周知,戊戌之变,光绪泣血瀛台,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而当初积极提议拉拢袁世凯,并负联络之责的为何人,有多种说法,其中一说即指是梁启超谭嗣同二人,而林旭是持谨慎态度的。如此说不诬,则梁启超民国初年所为,不啻与仇寇为伍,实为人所不齿。

另王照“在逃犯官王照笔谈一则”载:
“……另谕康有为只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无令其举动之文也。而梁启超谭嗣同,于初三夜往见袁,劝其围太后,袁不允。袁之不允,非不忠于君也,力不足也。袁赴京之日,荣禄已调聂士成兵五千驻天津,以制袁之命,况八旗兵虽不精练,尚有数万,精枪快炮俱备,岂三千人可能抗哉?而梁谭等书生不知兵事之难,反谓袁不忠,彼等令袁围太后之语,皇上亦不知。以致有八月初六日之变,天翻地覆,照闻变尚欲与皇上通消息,而事已不可为矣。”“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而太后与皇上之仇,遂终古不解,此实终古伤心之事。”

王照是亲身参与戊戌变法的,与康梁皆相识,所言当有所本。据王照所言分析,光绪并无令袁世凯围园之意,即或有,格于形势也并无立即施行之望,所以光绪召见袁世凯时,言语间或许会有某种期许,但绝无可能明白晓谕,令其率兵入京围园。梁启超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纯粹是奉康有为之命,假传圣旨去了。而王照所言康有为刊刻之密诏,今已有定论,系伪造无疑!

有圣人之誉的康有为,出逃国外之后,声称自己持有光绪帝的“衣带诏”,从东南亚到北美,一路招摇撞骗,以保皇为名向广大华侨募捐,借此大肆聚敛钱财,后来为了“分赃不公”,甚至和门人打起了口水官司。说来可笑,当时旅居国外的一些暴发户,见到“康圣人”,居然向他买起官来,而这位康圣人居然面不改色,顺水推舟,堂而皇之的卖官鬻爵起来!据在下手头现有史料来看,梁启超倒是没有参预其中。

王照所撰“在逃犯官王照笔谈一则”最后说:“荣刚及守旧党皆误国者也,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我深以为然。袁世凯为身家性命计,自不愿与这班“误人庸医”为伍,是乃人之常情。

后来袁世凯倒行逆施,欲复帝制,看来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以袁世凯之精明,怎会不知道其时天下大势呢?深可怪也。当袁氏登基野心昭彰于天下,梁启超即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予以猛烈抨击,这在梁启超一生政治活动中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之事,因他此次并不仅仅撰文抨击这么简单,而是实实在在在低下动了真格的,云南蔡锷护国军的起义就是在他参与策划下实施的。邓之诚《纪护国军起义始末第二》载:

“袁世凯以湖南都督啖蔡锷入都,后遂羁留之。锷素师梁启超,而与熊希龄乡里。是时熊希龄当国,启超为袁世凯礼重,数为解免于袁世凯,得为约法议员及经界局督办,然屏息不敢发议论,追逐诸贵人伺颜色,或则出入其家,佯不问时事。世凯手平赣宁大难,解散国会,订新约法,设参政院,用古天子礼郊祀天地,世皆以世凯借革命党以复清,必意在自为。而世凯微见风采,又若无意,四年乙卯筹安会兴,劝进者满天下。设筹备大典处,刻期临御,改明年为洪宪元年,或言已御便殿受贺,章奏称陛下,外人责难,即以民意答之,且声言决无反对者。锷亦列名劝进,阴策其事难成,料段祺瑞、冯国璋立异,世凯不易制之,有隙可乘。日人忌世凯必不使之得意,遂与启超密谋。适戴戡新罢黔巡按使来京,亦与谋画,谓在黔发难,则道路相距远、北兵不能至,可以持久。其年十月微服走天津。”

“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梁启超要做真英雄,真奇士了。但据上文所引,蔡锷起初也是“劝进”的,后来忖度其事不可为,才倒戈相向,如其为确,则蔡锷之心实不可问。至于梁启超,是否与蔡锷一样的见风使舵,更不是我所敢臆测的了。历史往往如此,只问结果,不问居心;护国军起义在客观上起到了进步的作用,其他可以不问了。

需要一提的是,梁启超在讨袁过程中,还是处处排挤反对革命党,由他运动陆荣廷督粤一事可知。洪喜美《李烈钧与讨袁护国运动》载:

“龙(济光)伪附独立以自固,四月十二日,海珠会议又惨杀进步党人汤觉顿、谭学衡、王广龄,徐勤仅以身免。群情大愤,咸以“屠龙”为根本大计,龙亦自惧,遣张鸣岐与陆荣廷、梁启超相见于梧州,卒达成协议。龙允查办祸首,整顿军纪,出兵征赣等条件以图保当时地位。岑春煊、梁启超等明知龙在粤省不惬人望,而仍然与之妥协优容。卒造成日后李烈钧之滇军与济军在粤冲突数月,以致隐退他去之局。……当时虽然梁氏反对袁世凯,但是不愿意用武力推翻龙济光,而亟谋妥协。因为广东的革命力量——就是广东原来的军队和民军——都是中华革命党素所联络的,若使龙被推翻,广东就立刻会变为革命党的势力。因此,岑氏为保留龙济光,让他去打革命党,而用军务院的名义号召各省,卖空买空,并坐收渔利。后来北京任陆荣廷督粤,陆谦让于岑,未被接受,岑反告退隐,而陆之督粤,则为梁启超从中运动之结果,此一事实,亦足证进步党梁氏等人处处不欲革命党居功之心。”“陆、梁与龙达成协议后,遂统兵入粤,屯驻肇庆,迎岑春煊前往主持一切。”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又依附北洋新贵段祺瑞,纠集一群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段祺瑞手握大权之后,梁因拥段有功,颇受重用,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祺瑞倒台,梁启超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也许,他累了。他之退出政坛,是我国文化学术界之幸。

纵观梁启超从政经历,套用一句李鸿章对张之洞的评语:“服官十年,犹是书生。”梁启超风风火火,来也何缘,去也何故。我觉得在从政这一点上,他既无自知之明,亦无知人之智。别的不说,袁世凯已经负过他一回了,害得他七荤八素,险些丢了卿卿性命,其人猿视鹰顾,不可与谋,难道他不知道吗?

梁启超在他题为《“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的演讲中说:
“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人生观是个人的,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观。各人的人生观不必都是对的,不必于人人都合宜。但我想:一个人自己修养自己,总须拈出个见解,靠他来安身立命。我半生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发展的结果常常得意外的调和。”
任公之从政,是“责任心”使然,还是“兴味”使然?
我不知之。

  1. 自以为是!
    貌似公允。

    1. 只是一点小小的看法和感触,不敢说公允。

略谈梁启超 | 造物虚生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