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代历史，我不过东鳞西爪，管中窥豹而已。如果说有什么心得，也不过是对一时一事的感慨，不敢说有大局上的认识。近来读书，多牵扯到梁启超，且来略谈一谈任公。说到梁启超，岂一句“志大才疏”即可盖棺定论！要将此语加诸他的政治活动，尚称允当，若以此语断定他的一生学业，则后辈如我，必不肯苟同。
且就他的政治活动简单谈几句，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大家耳熟能详，其过程不赘述。他的政治基本立场是“改良”，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与在加拿大的康有为遥相呼应，建立保皇会。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康、梁即将保皇会更名为宪政会，积极拥护，多方奔走。在日本期间，梁启超曾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有过接触，这对他的政治观点起过何种微妙的影响，我辈后人就不必发挥弗罗伊德的理论，去探究幽曲了。梁启超在日期间，一边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一边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界影响不小。在他所极力介绍的西方学说中，难免有与他“改良”观点相抵牾之处，由此可看出他思想中的矛盾。总之，形势在变化，他的政治主张也在变化，但基本立场，即“改良主义”则始终未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