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就他的政治活动简单谈几句，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大家耳熟能详，其过程不赘述。他的政治基本立场是“改良”，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与在加拿大的康有为遥相呼应，建立保皇会。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康、梁即将保皇会更名为宪政会，积极拥护，多方奔走。在日本期间，梁启超曾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有过接触，这对他的政治观点起过何种微妙的影响，我辈后人就不必发挥弗罗伊德的理论，去探究幽曲了。梁启超在日期间，一边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一边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界影响不小。在他所极力介绍的西方学说中，难免有与他“改良”观点相抵牾之处，由此可看出他思想中的矛盾。总之，形势在变化，他的政治主张也在变化，但基本立场，即“改良主义”则始终未变。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主张“虚君共和”，试图在革命派与清政府之间调和，可以想见，他的这种政治主张必不为当事双方所接受。因为一边想牢牢抓住“君权至上”的权杖不放，一边极端排满，大汉民族主义情绪正当高涨，怎么会妥协呢？持此主张之人——梁启超，必定是两头不讨好，为双方所厌。

民国初年，梁启超支持袁世凯，为其出谋划策，合并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改组为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并出任司法总长。说到这里，有件可怪之事，顺便提一下大家参详：众所周知，戊戌之变，光绪泣血瀛台，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而当初积极提议拉拢袁世凯，并负联络之责的为何人，有多种说法，其中一说即指是梁启超谭嗣同二人，而林旭是持谨慎态度的。如此说不诬，则梁启超民国初年所为，不啻与仇寇为伍，实为人所不齿。

另王照“在逃犯官王照笔谈一则”载：
“……另谕康有为只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无令其举动之文也。而梁启超谭嗣同，于初三夜往见袁，劝其围太后，袁不允。袁之不允，非不忠于君也，力不足也。袁赴京之日，荣禄已调聂士成兵五千驻天津，以制袁之命，况八旗兵虽不精练，尚有数万，精枪快炮俱备，岂三千人可能抗哉？而梁谭等书生不知兵事之难，反谓袁不忠，彼等令袁围太后之语，皇上亦不知。以致有八月初六日之变，天翻地覆，照闻变尚欲与皇上通消息，而事已不可为矣。”“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而太后与皇上之仇，遂终古不解，此实终古伤心之事。”

王照是亲身参与戊戌变法的，与康梁皆相识，所言当有所本。据王照所言分析，光绪并无令袁世凯围园之意，即或有，格于形势也并无立即施行之望，所以光绪召见袁世凯时，言语间或许会有某种期许，但绝无可能明白晓谕，令其率兵入京围园。梁启超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纯粹是奉康有为之命，假传圣旨去了。而王照所言康有为刊刻之密诏，今已有定论，系伪造无疑！

有圣人之誉的康有为，出逃国外之后，声称自己持有光绪帝的“衣带诏”，从东南亚到北美，一路招摇撞骗，以保皇为名向广大华侨募捐，借此大肆聚敛钱财，后来为了“分赃不公”，甚至和门人打起了口水官司。说来可笑，当时旅居国外的一些暴发户，见到“康圣人”，居然向他买起官来，而这位康圣人居然面不改色，顺水推舟，堂而皇之的卖官鬻爵起来！据在下手头现有史料来看，梁启超倒是没有参预其中。

王照所撰“在逃犯官王照笔谈一则”最后说：“荣刚及守旧党皆误国者也，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我深以为然。袁世凯为身家性命计，自不愿与这班“误人庸医”为伍，是乃人之常情。

后来袁世凯倒行逆施，欲复帝制，看来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以袁世凯之精明，怎会不知道其时天下大势呢？深可怪也。当袁氏登基野心昭彰于天下，梁启超即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予以猛烈抨击，这在梁启超一生政治活动中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之事，因他此次并不仅仅撰文抨击这么简单，而是实实在在在低下动了真格的，云南蔡锷护国军的起义就是在他参与策划下实施的。邓之诚《纪护国军起义始末第二》载：

“袁世凯以湖南都督啖蔡锷入都，后遂羁留之。锷素师梁启超，而与熊希龄乡里。是时熊希龄当国，启超为袁世凯礼重，数为解免于袁世凯，得为约法议员及经界局督办，然屏息不敢发议论，追逐诸贵人伺颜色，或则出入其家，佯不问时事。世凯手平赣宁大难，解散国会，订新约法，设参政院，用古天子礼郊祀天地，世皆以世凯借革命党以复清，必意在自为。而世凯微见风采，又若无意，四年乙卯筹安会兴，劝进者满天下。设筹备大典处，刻期临御，改明年为洪宪元年，或言已御便殿受贺，章奏称陛下，外人责难，即以民意答之，且声言决无反对者。锷亦列名劝进，阴策其事难成，料段祺瑞、冯国璋立异，世凯不易制之，有隙可乘。日人忌世凯必不使之得意，遂与启超密谋。适戴戡新罢黔巡按使来京，亦与谋画，谓在黔发难，则道路相距远、北兵不能至，可以持久。其年十月微服走天津。”

“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梁启超要做真英雄，真奇士了。但据上文所引，蔡锷起初也是“劝进”的，后来忖度其事不可为，才倒戈相向，如其为确，则蔡锷之心实不可问。至于梁启超，是否与蔡锷一样的见风使舵，更不是我所敢臆测的了。历史往往如此，只问结果，不问居心；护国军起义在客观上起到了进步的作用，其他可以不问了。

需要一提的是，梁启超在讨袁过程中，还是处处排挤反对革命党，由他运动陆荣廷督粤一事可知。洪喜美《李烈钧与讨袁护国运动》载：

“龙（济光）伪附独立以自固，四月十二日，海珠会议又惨杀进步党人汤觉顿、谭学衡、王广龄，徐勤仅以身免。群情大愤，咸以“屠龙”为根本大计，龙亦自惧，遣张鸣岐与陆荣廷、梁启超相见于梧州，卒达成协议。龙允查办祸首，整顿军纪，出兵征赣等条件以图保当时地位。岑春煊、梁启超等明知龙在粤省不惬人望，而仍然与之妥协优容。卒造成日后李烈钧之滇军与济军在粤冲突数月，以致隐退他去之局。……当时虽然梁氏反对袁世凯，但是不愿意用武力推翻龙济光，而亟谋妥协。因为广东的革命力量——就是广东原来的军队和民军——都是中华革命党素所联络的，若使龙被推翻，广东就立刻会变为革命党的势力。因此，岑氏为保留龙济光，让他去打革命党，而用军务院的名义号召各省，卖空买空，并坐收渔利。后来北京任陆荣廷督粤，陆谦让于岑，未被接受，岑反告退隐，而陆之督粤，则为梁启超从中运动之结果，此一事实，亦足证进步党梁氏等人处处不欲革命党居功之心。”“陆、梁与龙达成协议后，遂统兵入粤，屯驻肇庆，迎岑春煊前往主持一切。”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又依附北洋新贵段祺瑞，纠集一群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段祺瑞手握大权之后，梁因拥段有功，颇受重用，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祺瑞倒台，梁启超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也许，他累了。他之退出政坛，是我国文化学术界之幸。

纵观梁启超从政经历，套用一句李鸿章对张之洞的评语：“服官十年，犹是书生。”梁启超风风火火，来也何缘，去也何故。我觉得在从政这一点上，他既无自知之明，亦无知人之智。别的不说，袁世凯已经负过他一回了，害得他七荤八素，险些丢了卿卿性命，其人猿视鹰顾，不可与谋，难道他不知道吗？

梁启超在他题为《“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的演讲中说：
“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人生观是个人的，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观。各人的人生观不必都是对的，不必于人人都合宜。但我想：一个人自己修养自己，总须拈出个见解，靠他来安身立命。我半生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发展的结果常常得意外的调和。”
任公之从政，是“责任心”使然，还是“兴味”使然？
我不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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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虚生 : 只是一点小小的看法和感触，不敢说公允。
• 啦速度快 : 自以为是！ 貌似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