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清史稿·列传四十七·施琅传》载：“顺治三年，师定福建，琅从芝龙降。从征广东，戡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诸县。芝龙归京师，其子成功窜踞海岛，招琅，不从。成功执琅，并絷其家属。琅以计得脱，父大宣、弟显及子侄皆为成功所杀。”如上所言，施琅降清是在顺治三年，而郑成功攻取台湾是在顺治十八年，施琅怎么可能与“陈军师”力排众议，“极力赞成”郑成功攻台呢？下文的“那一次卑职奉命驻守厦门，没去台湾。”更是不知所云了。

需要说明的是，《清史稿》成书于战乱频仍、政治昏暗的一九二八年，无论物质条件的准备，还是编纂人心境的纷扰，都不适合进行这样一个浩繁的工程。所以《清史稿》远非一部最终定稿的史书，其中颇多谬误。如上文所引的施琅传，“顺治三年，师定福建，琅从芝龙降。”就是一处明显的错误。同为《清史稿》，在列传十一提到施琅降清，却是这样说的：“（顺治）六年，成功遣其将施琅等陷漳浦，下云霄镇，进次诏安。”顺治六年，郑成功还遣施琅“陷漳浦，下云霄镇，进次诏安。”《施琅传》怎么又说“顺治三年，师定福建，琅从芝龙降。”呢？列传十一下文又说“（顺治）七年，成功攻潮州，总兵王邦俊御战，成功败走。攻碣石寨，不克，施琅出降。”施琅降清，又变成顺治七年了！

那么，施琅降清究竟在什么时候呢？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集中人力，综合故纸，得出的结论很清楚：“辛巳。清顺治八年；明永历五年。四月，郑成功部将施琅叛降于清。”

综上所述，郑成功取台湾是在顺治十八年，即永历十五年。施琅降清是在顺治八年，即永历五年，其间相隔已整整十年，施琅是不可能与“陈军师”力排众议，“极力赞成”郑成功攻取台湾的，更不会“奉命驻守厦门，没去台湾。”

顺便一提，《鹿鼎记》第四十六回也提及黄梧此人。蔡东藩所著《清史演义》第十九回“李定国竭忠扈驾；郑成功仗义兴师。”中说：“忽接到数处警报，海澄守将黄梧及旧部将施琅，俱背郑降清，清兵三路攻滇，成功不觉大愤，忙将舟楫修竣，扬帆再出。”其实黄梧降清是在顺治十三年，即明永历十年，与施琅降清相差五年，扯不上什么关系的。《清史稿》有如下记载：“十三年六月，成功将黄梧、苏明、郑纯自海澄来降，移军次漳州。（列传三）”“成功以军储置海澄，使王秀奇与黄梧、苏明同守。梧先与明兄茂攻揭阳未克，成功杀茂，并责梧。梧、明并怨成功，俟秀奇出，以海澄降济度。诏封梧海澄公，驻漳州，尽发郑氏墓，斩成功所置官。（列传十一）”“黄梧，字君宣，福建平和人。初为郑成功总兵，守海澄。顺治十三年，梧斩成功将华栋等，以海澄降。大将军郑亲王世子济度以闻，封海澄公。（列传四十八）”《中外历史年表》中也说“丙申。清顺治十三年；明永历十年。六月，郑成功部将黄梧叛降于清。”

所以说，还是孟老夫子说得对：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武侠小说之不为“正人君子”所齿，它经常犯一些不该犯的错误是否也是原因之一呢？想想还是古龙聪明，撇开历史，天马行空，少了很多麻烦，即不用写的时候拼命找资料，又免得稍有疏忽即遭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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